新帝登基百天，琳琅满目的政策一条条应出尽出，颇有废旧立新、一改往日颓气之势，史称百日新政。

新政之中不但看点颇多，更可贵的是，政策详细具体、周密谨慎，漏洞极少，显然是在新帝登基之前就已备好的。

多数政策都让人击掌叫好。譬如周仁宗时期大兴佛教，导致许多懒人枉为剃度，从而躲避徭役，是为托号出家也。

为此，女帝推出新政：一乃对所有大周子民的徭役时长减少二分之一；二是不再免去寺庙徭役之责。

这条新政的效果立竿见影，不但出家的人少了，甚至不少人都还俗回家了。

再比如新政之中的重头戏——女帝提出五民之说，即“通民气、保民生、牖民衷、养民耻、阜民财”①。

广开言路，听取民意。在民意畅通表达的同时，还制定法规保护个人私产，并确立了人人有权接受教育的基本国策，对公家学堂按人头进行教育补贴。

除此之外，新政还大力提高商人地位，鼓励民间与跨国贸易，目标是让百姓富裕起来，最终形成藏富于民、人皆有恒产的目的。

与商人地位大/大提高相反的是官员地位的大幅下降。

在女帝主导下，大周律例废除了“民不可告官”的条例，除皇亲国戚之外，真正做到律法上的人人平等。甚至在徭役之上，官员也不再享有豁免权。

从永宁元年起，在大周做官，几乎就等于找了份官家工作罢了，没甚了不起；而商人地位的崛起再加上金钱的力量，使得世家官宦势力一下子被拉了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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